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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舞台上的“职教派”

发布时间: 2016-02-25 13:49:12   作者:尚 丁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三党三派创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三党三派中,有一个叫“职教派”。这个“职教派”,还和工商经济界人士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

以黄炎培为首,由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系和团结起来的一批文教界和民族工商界爱国人士世称“职教派”。

近代中国的爱国志士,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为职志。他们有的信奉“教育救国”,有的信奉“科学救国”,还有的信奉“实业救国”。当时,黄炎培等人,经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并多次赴欧美、日本作实地考察,认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的问题,厥惟生计;且根本上的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认定职业教育是救国良方。于是,蔡元培、黄炎培等一批教育家和社会名流,积极提倡职业教育,并于1917年在上海发起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和《教育与职业》杂志,在全国推行职业教育。

但是,国难日益深重,国势凌夷,列强环伺,职业教育何能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黄炎培在总结职业教育开创十年时感叹说:“我们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所希望的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国家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存,一条是死亡。而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于是,他们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宣告将“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系,以期合作。”这样,一方面赋予了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同时。它开始步入政治舞台,孕育了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职教派”。

我认为,“职教派”真正成气候,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舞台上。它的社会基础,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系和团结起来的文教、经济界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当初的职业教育,实质上是熔“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于一炉。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不能不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商业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获得了一个长足发展的黄金时代。上升时期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迫切需要大批不同于旧式封建经济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职业教育正好适应了这个时代要求,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培育了不少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各种业务人才。经过20多年,它所培育的人才,已经成为民族工商界中一部分中层乃至上层的骨干。这些人是中国民族工商业中具有爱国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活跃分子。有些人是文化教育界中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和职教社有着血缘关系,并蔚然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治派别,绝不是偶然的。公认为“职教派”代表人物,是国民参政会中的三位国民参政员:黄炎培、江问渔、冷遹和多年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杨卫玉,而黄炎培则是公认的“职教派”领袖。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全面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各党各派初步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对团结抗战的局面,黄炎培等“职教派”人士是满心喜悦和热烈拥护的。因此,他们接受了国民党政府聘任为国防参议员和国民参政员,积极参与国事。在抗战烽火中,他们全力投入各种抗战活动,黄炎培还几次亲自赴南洋各地劝募抗战公债。黄炎培在日记上写道:“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又说:“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国共团结。我都卖力去做;而对妥协投降,我都坚决反对”。可以说,这就是“职教派”当时的基本政治态度。在团结抗战的斗争中,他们与中共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结下了真挚的战斗友谊。他们深切知道,只有国共团结合作,才能完成抗战大业。所以。为了抗战前途,他们处处苦口婆心讲团结抗战,并在各种场合做居中调停,宁人息事的调和周旋活动,以致在政治形象上一度被人们看作“和事佬”。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活动愈来愈猖獗,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叛国投敌。继而,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出“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并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法令。国民党政府随即在全国各地发动了消灭异己的行动,搞起摩擦和白色恐怖。这不只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也威胁到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和中间党派。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的这种严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举动,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和对策。各民主党派都积极拥护中共的这一正确政策,并奋起斗争。这表现在当年9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由中共和各党派一下子提出了七个《请政府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议案。这些提案在参政会上引起剧烈的争辩,终于迫使蒋介石宣布成立一个“宪政期成会”。这是后来愈来愈高涨的民主宪政运动的一个良好开端。

“职教派”在国民参政会的这些斗争中,非常活跃,黄炎培和梁漱溟等从中做了不少串连活动。从中他们深感需要有一个松散的组织,来和各方面取得联系,协调各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是联合对付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威胁。黄炎培还主张:“余以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明确的立场和主张。”几经酝酿,乃由黄炎培、梁漱溟、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等发起,聚集了30多位国民参政员,于当年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简章》八条和《信约》十二条,明确以“反对内战,调解国共关系为职志”。可以说,它是中国民主政团的前身。

这30多位国民参政员。除张澜外,分别为三党三派的领袖人物,如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的张君劢、罗隆基(后退出)、胡石青;第三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职教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黄炎培和梁漱溟是统建会的中心人物,大家推他们将统建会的《信约》和会员名单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约定11月29日和他们见面。其时,黄炎培正在泸州(兼任“川康建设期成会”泸州办事处主任)未回重庆,只得由梁漱溟单独去和蒋介石见面,要求蒋介石允许民主人士有这么一个联系组织。蒋介石提出以不组织正式的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于是,他们商定,以重庆南岸弹子石操坝子巷36号(即玉皇观,为周士观的住处)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通讯处。

这个“统一建国同志会”除联系三党三派而外,还与西南西北的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系。张澜虽与黄炎培交往多年,但他不属三党三派中的某一党派。他之成为统建会的发起人,是因为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对他都非常敬重,声望很高。还有一个周士观,他是西北三马在重庆的政治代表,他为统建会协调与西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但在皖南事变后的政治形势下,马鸿逵等权衡利害关系,终于不愿意过分介入中间党派的活动而得罪蒋。因此,在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周士观就退出了。

就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筹建前后,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先是国民党叶荫梧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干部战士400余人。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活埋干部涂正坤等六人。根据蒋介石积极反共的方针,阎锡山也在山西大举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山西新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占边区属地宁县、镇原等县城。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

“统一建国同志会”立即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特种委员会来调解国共关系。国民参政会不得不通过了这个议案,推举了11名国民参政员组成这个委员会。这11人中,国民党2人,共产党2人,各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7人。这7人中有4人是“统建会”的成员,黄炎培和张伯苓则被推为这个特种委员会的召集人。他们还联系了许多国民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议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一党专政,真正开展民主宪政运动。

“特种委员会”当然是没有力量来解决国共关系的,而国民党顽固势力却从反面教育了“职教派”和各小党派民主人士。

“职教派”人士都是忠诚的教育工作者,但又被公认为一个“政团”,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教育事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政团组织混同一体。这是黄炎培当时急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经过“职教派”首脑人物的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组织“国讯同志会”,以“国讯同志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这就做到了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有所区别,但又“隔而不离”。

《国讯》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一个时事政治性杂志,黄炎培是杂志的发行人,杨卫玉、孙起孟、俞颂华是杂志的先后主编,创刊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名《救国近讯》,是“职教派”的言论阵地。

围绕《国讯》杂志而形成的“国讯同志会”,于1940年1月5日正式成立,通过章程,推举了黄炎培为会长,江问渔、冷遹、杨卫玉为副会长。就章程来看,它只是一个社会团体组织,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雏形。当时,曾经讨论要不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大家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就以国讯社的信条作为它的政治信条。国讯社的信条订于1931年《国讯》杂志创刊时期,原为四条:一,高尚纯洁的品格;二,博爱互助的精神;三,忠勇侠义的气概;四,刻苦耐劳的习惯。在筹建“国讯同志会”时,孙起孟曾经提出增加一条:“正确进步的思想”。一致同意作为“信条”的第五条。

这五条信条,似乎是一种道德教条,不过,黄炎培特意对它作过政治性的解释:“我们认为这些信条,不单是个人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也是人群结合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抗战建国的重要条件。就说‘忠勇侠义’四字,吾中华艰苦作战,抗战的意志越战越坚强,情绪越战越浓厚,不就是最明显的表示的一种吗?只有从这些方面,大家来创导,来实行。民族前途才有希望。我们以为一方面主张民主,倡导宪政;一方面必须加重倡导个人修养。教育与政治,本无划分之可能,办教育,办职业教育,更不能自外于政治。同人办《国讯》,是以中华国民资格,矢愿追随全国同胞,共同竭尽这个有关立国基本的神圣义务。”

“国讯同志会”和它早43天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都叫“同志会”。它的《信条》和“统建会”的信约又两相呼应,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国讯同志会”的活动。有一些共产党人参加,并随时向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通报情况。当然,也不瞒着国民党人,邵力子、孙科、于右任、张群、张治中、王世杰,乃至陈立夫、叶秀峰这些人,和“职教派”的往来也是很多的。

1940年3月30日,“国讯同志会”曾组织讨论政治理论和对外公开的问题;11月2日,又讨论了“国讯同志会”的活动和立案问题。那天参加讨论的有:黄炎培、江问渔、冷遹、杨卫玉、孙起孟、徐子为、陆叔昂、柳健行等20多人。随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宴请黄炎培,有张群和王世杰作陪,黄炎培正式提出“国讯同志会”,并要求立案。但蒋介石没有表态,也始终没有获准立案。

接踵而来的是“皖南事变”,国民党当局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严重危及国共团结抗战,也危及小党派的存亡。中共南方局的《大事记》上说:“在南方局的推动下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在中共的积极帮助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面教育下,该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据梁漱溟回忆说:“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聚谈,各党派都不约而同地谈到面对当前形势。深感各党派有为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黄炎培日记》上也记道:“2月10日。午,至玉皇观,周士观招餐,同席周恩来、沈衡山、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商大局问题。”梁漱溟又说:“一天,我由住处重庆上清寺‘特园’外出散步,走到离‘特园’不远的重庆新村四号,这里是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的公馆。张君劢住在他弟弟家中。我正要同张谈话,黄炎培和左舜生也先后来了,于是。四人一块议论这件事,都叹息蒋介石没有出息,竟如此蔑视社会各界的舆论,瞧不起党外人士。黄炎培提出:现在我们虽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依然是各自一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查对了《黄炎培日记》,梁说的这“一天”,是1941年的2月18日。

那些天,斗争非常尖锐而激烈。蒋介石调来张群,责成他和宋美龄等千方百计拉拢各小党派,想借此孤立中国共产党,以便各个击破。周恩来随时提醒他们:不要上当,莫被各个击破。所以,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员也加紧酝酿。他们三三五五地经过一个星期的商谈,于2月25日上午在张君劢的住处,聚集了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李璜、江问渔、冷遹、罗隆基、张澜、罗钧任、章伯钧等11人,共商具体办法,并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月12日两次集会,商定政团同盟成立大会的最后安排。推定黄炎培为成立大会的主席,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纲和成立宣言,章伯钧、罗隆基、李璜起草一个组织法,并确定了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参加成立大会人员名单,以及成立大会的日期。在3月19日的成立大会上,黄炎培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江问渔、冷遹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还以别储记支票1000元捐作民盟经费,当场交给被推为总书记的左舜生。

民盟是秘密成立的,但有人作了密告,所以蒋介石马上就知道了,把张群叫去臭骂了一顿,说他竟未能防止这一个组织产生。他说:“我们不能允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以外,自命仲裁的政团出现。”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国讯同志会”是一致的,而且,黄炎培是民盟中央的主席。显然,“国讯同志会”就不必独树一帜,作更多的单独活动了。但“国讯同志会”也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如1941年10月,《国讯》出版香港版,黄炎培在香港胜华酒店举行酒会招待文化界人士,俞颂华、俞寰澄、吴涵真、潘朗等,都是以“国讯同志会”成员的身份出现的。

人们把我目之为民盟中的“老职教派”,甚至有人说我是“职教派”的“元老”,言之不当。后者更是个笑话。

我是40年代初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先后担任《国讯》杂志和《宪政》月刊编辑、编委,职教社的出版部主任、国讯书店经理、《展望》周刊总编辑,目前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1943年10月,由黄炎培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3年春,国民党出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开始为再一次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随后,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狂叫“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取消陕北特区”。同时,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四五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还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在七八月间对边区作了几十次试探性进攻。一片腥风血雨,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对以调解国共争端为己任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颇多触动。9月12日晚上,民盟领袖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章伯钧、左舜生、李璜、陶行知、史良、邓初民、张申府、冷遹、刘清扬、刘王立明等20多人在“特园”会餐。董必武应邀参加,研讨当前的时局和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大家深感民盟两年多的活动,仅限于上层,面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无能为力;对当前形势,也很不适应。作为民盟组织部长的章伯钧当即提出要扩大民盟的骨干队伍,建议各党派提名一批年轻的干部参加民盟。大家都表示同意。

10月初,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的干部开了一天干部会议,着重对时局的研讨,当天晚上,黄炎培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愿意参加政治活动?并告诉我,他已提名介绍黄竞武、季寒筠和我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当时,“职教派”虽是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三党三派之一,但当时职教社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所有成员都参加了民盟。就我所知,正式作为“职教派”的代表人物,并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的就是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三人,而以后正式作为“职教派”的干部提名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也就只黄竟武、季寒筠和我三人。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大量吸收个人盟员,参加民盟的张三李四,也就无所谓“职教派”不“职教派”了。大概因此人们说我是“老职教派”吧。

至于说我是“职教派元老”,那确是个无知的笑话。我出生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的第四年。20岁进职教社时是真正的小字辈。但国民党特务竟密报我是“职教派元老”,据说是根据他们搜集到的材料。黄炎培、杨卫玉等口头书面都称我为“尚丁兄”,既然称“兄”,当然与黄炎培是同辈了。殊不知,职教社有个风气,领导人对最年轻的一辈都称“兄”,如早年称邹韬奋“韬奋兄”,我们这些后生小子,戏称“兄字辈”。比我们老一辈的,如贾佛如、孙起盂、何清儒等,被称“公”。为“公字辈”。黄、江、冷和杨卫玉、沈信卿、俞寰澄、俞颂华等,就称“某某老”了。

黄竞武是黄炎培的第二个儿子,1903年生,入盟时他在中央银行任稽核专员,入盟后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国外关系委员会委员。他为民盟、为民主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于1949年5月1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酷刑,于上海解放前夕的5月17日被活埋牺牲。季寒筠当时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文书部主任,1910年生,是沈钧儒主持的上海法学院毕业的得意门生,于1943年12月10日在重庆死于盲肠炎感染。我们被提名入盟时,还没有正规的入盟手续。是几天之后,黄炎培命我去半山新村三号看望章伯钧先生。以往,为杂志的事情我是常去章伯钧家里的,而这次去,他见面就说了这次是他特地约我的,说:“你加入民盟了,黄任老是你的介绍人。”我问还要办些什么手续?他说:“没有什么手续了。你记住。你在花名册上是第71号,就可以了。”

“职教派”当然不只我们这样几个人,但也很难确指准是“职教派”,谁又不是“职教派”。政治舞台上是很微妙的。以与职教社的关系来说。钱新之、张群、孔祥熙以及四川的卢作孚、康心之和康心如兄弟,乃至杜月笙,关系都很深,都担任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之类的职务。但显然,似乎不能说他们是“职教派”。人们注意到,《宪政》月刊上有两个名单,一个是编辑委员,一个叫“赞助人”,他们是以后举行过十几次“宪政座谈会”的积极支持者。此后,1945年元旦,由黄炎培领衔,发表了《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署名者64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国讯同志会”的成员,也是后来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这些人,大概可以算作“职教派”吧!不过,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难道只有这64人?事实上,当时不在重庆的许多职教社的干部和长期支持者,未参加签名者还很多。

中国民主建国会,可以说是从“职教派”到“国讯同志会”的一个历史归宿。

1945年8月,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这之前,黄炎培和冷遹,与其他四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访问了延安。在短短的五天访问中,黄、冷与毛泽东作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长谈,加上他们在延安的亲见亲闻,大大提高了思想认识,鼓舞了前进的勇气。这是“职教派”政治上的一个飞跃。民主建国会就是他们访问延安后五个月中筹组建立的。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由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民族工商界(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为主)发起筹建的。它是以文教经济界人士和中国民族工商业中的中、上层人士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正式成立。

黄炎培和胡厥文是世交。胡厥文的岳父沈信卿,是著名教育家,他主持把龙门书院改为龙门师范,创办同济大学。早年就和黄炎培一起主持江苏省教育会工作,辛亥革命时又一起力促江苏独立,沈任省府秘书长,黄任省府教育司司长。后来,一起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沈是职教社干事会的第一任主任,而且从职教社成立起,连续担任职教社的董事、理事达27年,直到1944年沈逝世。黄炎培很早就赏识胡厥文,他们往来亲密,黄称赞胡说:“厥文为人,一有理想。二有办法,三富于热情,四思想前进。”所以,以他们为核心筹建民主建国会,是有历史渊源的。黄炎培为民建会的第一任中央主席,胡厥文为第二任中央主席,并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事长。

现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在北京、上海、昆明、重庆、安徽、福建、深圳、黑龙江、河南等省市都设有分社,是一个具有统战性质的职业教育团体。

“职教派”,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爱国主义政派,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一直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它的发生、发展和归宿。证明了一条真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通的,始终不渝的爱国者,不论经过怎样曲折漫长的道路,都会选择社会主义,这是必然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