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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大逵关心家乡文化建设

发布时间: 2016-03-09 07:36:29   作者:李中华

1984年开春,我从县精神文明办公室调任开县文化馆馆长。1986年县委、县府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作出了改造老县城东渠河的决定,县文化馆也就成了改造中唯一所在的事业单位。

在县政府召开拆迁东渠河工作会议上,分管县财政的蔡如雷副县长谈到县文化馆时说:“我们开县是多年的贫困县,财政赤字,要从县财政出资兴建一个文化馆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文化馆现在的这块地盘让给百货公司和五金公司,县里出面在大觉寺山下划拨一块地,由这两家效益好的商业单位出资,为你们负责把文化馆修起来。这是一个两全齐美之策。二是文化馆是事业单位,修建经费可以向省、地主管部门争取。县财政只拨给文化馆500元搭临时工棚,坚持日常工作。但是,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都必须按县政府的规划要求与东渠河总体建设同步进行,把新馆建成。”

县文化馆迁址或是原地兴建的问题,是一件关系到全县百万群众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在多次召开的文化馆职工会上进行讨论,认为县政府提出的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争论不休。让出这块地盘,把一个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修在一个远离市区偏僻的盛山脚下,又有谁愿来参与活动呢?给开展群文活动带来影响。这样,文化馆岂不是成了一个“冷庙”。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我们心中豁然开朗。为了我县的群文事业,必须着眼长远,保住这块黄金地段,就能生存,就有发展。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全馆齐心协力,创造条件,事在人为。一座崭新的文化馆,一定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在我们这一代人建起来。于是,我向蔡副县长汇报了坚持就地建馆的想法,庚即县财政拨的500元修建临时工棚款划拨到文化馆的账上。

1952年,开县人民政府编制设立在县公园内的“开县人民文化馆”,历经了35个春秋的馆址,在改造东渠河中,几日之内就变成了一片废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拆迁兴建这段非常时期,全馆十余位职工,挤在这个只用500元达起的临时工棚里,大家对工作一如既往,坚持日常工作,实行考勤制度,下乡辅导,做到每逢节日有活动,全县群文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了开县民间文学、民间歌曲、民间舞蹈三集成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和邓小平家乡广安县联办了美书影联展等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文化馆面临一无所有,要兴建一个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多功能的工程,怎么入手,走出第一步是关键。于是我们采取了借鸡下蛋的办法。首先,用文化馆的牌子,请来汉丰一建司经理袁世宽,他明知连请吃一顿饭都困难,人称“清水衙门”的文化馆,谈而生畏,经过多次上门说服,打消了他的顾虑。一是文化馆是事业单位,经费可以向上面争取,欠债也跑不了;二是修建成的文化馆后劲足。将在黄金地段是一个拥有十来个门市,大有看头的单位。终于与汉丰一建司签约垫资修建二楼一底的多功能活动中心、五楼一底的职工宿舍和十个门面;同时文化馆积极向省、地争取修建经费。或购买所需的建筑材料,无奈只有该欠的欠,该拖的拖。就这样,文化馆在没有分文资金的情况下,兴建工程顺利上马了!

文化馆从拆迁开始,直至新馆竣工的近两年时间里,我带着开县人民政府所谓“三个一点”(县里一点、地区一点、省里一点)的红头子文件,三上省城,向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等领导汇报,反映举子之乡文化馆的状况,终于由省文化厅带帽下达建馆经费三万、两万陆续落实到了文化馆。

就在改造东渠河的这一年,为振兴开县,发展经济,开县县委、县政府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开县同乡联谊会”,到会的都是开县籍的省属机关和成都市各部门、各行各业的专家、教授和处级以上的领导。省政协秘书长廖家岷、四川大学教授隗瀛涛、省委书记杨汝岱的秘书余国成、省电台张成海、邓龙柱、社科院桂大成等到会,百余名开县老乡济济一堂,一片欢声笑语,十分热烈活跃。会上,由县长韦德桁讲了会议的目的和日程安排。接着韦县长站起来,提高了嗓门,十分激动地向与会人员介绍说:“这一次联谊会,我们特别请来了德高望重、大家十分敬重的省政协副主席潘大逵。”话还未落音,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坐在韦县长旁边的潘大逵副主席也站起来向大家表示致意。

潘老乡音未改,声如宏钟,带有很强的穿透力,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我就是潘大逵,开县临江人,省里有人说我爱放炮,叫我‘潘大炮’,昨天我就给汝岱书记放了一炮!”会场内一阵赞叹的喧哗,“我们家乡县的领导有开拓精神,我很高兴,在坐诸位都是省里各部门的精英,我们要积极出谋划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贡献!”潘老的讲话,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会后,潘老和乡亲们一起摆龙门阵,谈笑风生,合影留念。潘老幽默风趣,爽朗豁达,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深深震憾人的心灵,深为感佩。

潘大逵1902年生于开县临江镇,青少年时期,离家奔赴上海、北京求学,深受民主科学新思想的影响,向往光明。三十年代初,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追随沈均儒等杰出民主人士,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任执行委员和“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常务理事。1936年11月,国民党悍然逮捕了救国领袖人物沈均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潘大逵慨然参加了由宋庆龄、何香凝发起的救援“七君子”的“自请入狱运动”,他带头在这份“生死押”上签名,与当局作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直至取得了获放“七君子”的成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潘大逵回到四川,利用在大学执教的机会,积极贯彻救国会的主张,担任了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领导的“星芒通讯社”社长。1943年,中国民主同盟第一个省支部在昆明成立,潘大逵是支部的领导成员,还担任了《民主周刊》社长。在联大、云大等高校积极组织开展进步活动,为民盟的发展壮大做了大量工作。第二年9月,民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临时代表会议,潘大逵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期,他由史良、徐冰的引荐,在曾家岩50号拜会了周恩来同志。这次的会见对潘大逵人生影响很大。不久,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师生在昆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集会,潘大逵与费孝通、钱瑞升等教授,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内战讲演。次年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杰出的民主斗士相继被暗杀,潘大逵悲愤不已,根据民盟领导人沈均儒、张澜、陶行之、沙千里的意图,他代表民盟向当局表示抗议,沉着应付,临危不惧。表现了爱国志士只要主义真,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

解放前夕,潘大逵利用亲属在川军中任高职的关系,联系策划,使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起义,为川、康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潘大逵曾在回顾所走过的人生历程说,中国三次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直接参加了两次。“五四”时期,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参加了火烧赵家楼;“一二·一”时,我是教授,反对内战我讲演,为了和平与民主,为建立新中国呐喊。新中国建国以后,潘大逵任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后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西南总支副主委、重庆市委主委、四川省委主委,同时还担任全国和省人大代表。他为党的事业忠贞不二,兢兢业业。

1957年,年逾花甲的潘大逵被打成大右派,“章、罗联盟”在四川的代理人,他被解除了全部职务,而潘大逵无论身处昌达之日,还是遭遇逆境之时,始终保持能兼善容、宽以待人、清正磊落、大智若愚的豁达襟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以积极态度对待历史的是非曲直,虚怀若谷,影响着他身边的人。8O年代末期,民主党派组织老化严重,潘老率先主动从民盟省委主委和省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扶持新秀,以利事业。潘老始终保持着健康的心态和体魄,在潘老年届九十寿辰之时,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特别送给这位兼听并容、从善如流、刚正不阿老人一块匾额“大德必寿”四个大字,这是对潘老人格、精神的高度写照。

为了抢进程,东渠河的重建工程紧锣密鼓、昼夜不停地进行着。近一年的时间,新建的文化馆拔地而起,当职工宿舍修建进入第五楼时,袁经理多次找上门来说:由于资金紧缺问题,将面临停工的地步。为此,一度我多次跑银行,找关系借支,但都无结果。一次,我在整理“开县同乡联谊会”的照片中,潘老那慈祥的形象展现在面前,耳边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就在这束手无策的紧要关头,脑子一闪念,分管文教卫的康振黄副省长,曾和潘老长期共事,我何不去向潘老反映,征得他的支持。

我带着县政府申请修建文化馆资金的报告和联谊会的一组照片,来到成都红照壁四川省政协,秘书长廖家岷十分关心家乡的变化。当他知道我来蓉的想法后说:“这件事你请潘老出面找康省长,八成是能成功的。”他在电话里,向潘老详细地谈了我来蓉的情况,由他派车送我到了潘老的家。潘老接过我送上的照片,连声说:“我几十年没有回开县了,和大家合影留念,也是照了一个“全家福”呀!”接着他说:“你的事廖秘书长在电话里已经给我讲了,就是兴建文化馆差资金嘛,你需要多少啊?”潘老坦然直率的问我,我按照带来申请报告上写的四万元,回答说:“四、五万元就行了!”潘老想了一下对我说:“你等一下,我马上给康省长家打个电话,让他管的那一砣里想点办法,四、五万不多嘛!”潘老拿起电话,听得出来接电话的就是康振黄副省长。“振黄啊,我是潘大逵啊,我有点事来求你了”。一定是康省长的一番客套,潘老哈哈大笑起来,“真的是求你,我家乡的文化馆长,到我这里来反映说,县里改造旧城,文化馆拆了重建,开县是个贫因县,财政无能为力,一个举子之乡连个文化馆都迟迟修不起来,我看还是从你分管的那部分资金里挤四、五万,表示一下支持吧……”潘老放下电话后,对我说:“明天九点你去省政府找康省长,钱的事他基本答应了。”

第二天我按时到了康省长的办公室,将申请资金的报告呈上以后,康省长说:“全省文教卫系统,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太多了,现在已经到了年终,我管的这砣钱基本已经没有了,但是,潘老发了话,我来想办法。”康省长在呈上的申请报告上,签署了落实的意见后,交给了他的秘书具体办理。尔后对我说:“你先回去,好好工作,潘老说的这笔资金我已经批给省财政厅,让他们从文教卫这部分里设法落实。”

离开成都以前,我特向潘老汇报,潘老十分高兴地鼓励我:开县是举子之乡,群众文化工作十分重要,你们很年轻,一定要把群众文化工作搞好,把举子之乡的文化传承下去。

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康振黄副省长亲自批的四万元修建费,由四川省财政厅行文戴帽拨到了文化馆。为文化馆兴建的后期工程注入了活力,进展迅速。一个拥有展厅、培训室、门市和职工宿舍的多功能崭新的文化馆于1997年在东渠河正式竣工,有力地推动了我县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

志不仅作为系统研究、整理开县文史的载体,更为下一轮修志提供、积累翔实资料。(本文选自《开县文史资料》,由开县政协文史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