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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朴: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发布时间: 2016-05-26 13: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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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

 

在重庆的斗争事迹三十三年前,中国政治史上出现了一次震惊中外的事件,这就是李、闻血案。国民党特务分子以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法,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两位在人民中享有重望的知识分子开了枪。李、闻两位烈士的牺牲,不仅开创了政治斗争中灭绝道义的空前纪录,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这一事件是一个历史的信号,表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即将进入一个你死我活的新阶段,也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日暮途穷,正在走向最后的覆灭。

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我和李公朴先生更熟悉一些,这不仅是因为公朴先生抗战前就在上海一带工作,而且是因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救亡运动开始,我们就已经是同志,并在“七君子”事件中共同度过国民党的监狱生活。现在,回忆起他一生为救亡、民主运动作的革命斗争,真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在抗日战争期间,皖南事变以后,公朴先生大部分时光在昆明。他在昆明,参与了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的创建,坚持了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以大部分时间从事团结知识分子、团结广大青年和各界人士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同时他还坚持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扼杀文化事业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他到重庆是在一九四五年秋天。在重庆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又回到昆明,而这次回昆明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了。

一九四五年秋天,公朴先生来重庆,是为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民盟刚由政团同盟改组为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民主同盟不久,尽管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文教界知识分子和职业青年在人数上已经很多,但由于历史关系,它的领导机关却仍然保持着政团同盟时期的结构,尤其是青年党这个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右翼政治团体还把持着民盟总部的部分机构。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民主运动的开展,广大盟员对于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当时重庆支部、成都支部和昆明支部是盟内三个最大的支部,因此在大会前夕,我们对于昆明代表寄予很大期望。李公朴、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都是那次大会的昆明代表,但闻先生等因另有工作,未能与会。

这次会议不仅在民盟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在民主运动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事件。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与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当时的形势是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中国向何处去却还是一个未定之局,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发动内战来扑灭进步力量,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民盟身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中间人士寄托着希望。不管他们对中国和世界有着多少不同的看法,但在一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统一战线的口号,也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中间人士在政治上的迫切要求。因此,在盟内清除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年党的影响,对把民盟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向前推进一大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李公朴先生在这场斗争中不仅和昆明的代表一起向倒退的、保守的意见作斗争,他还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团结了更多的力量,使顽固的青年党代表十分孤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态度和蔼,广交朋友,善于求同存异,也善于从大处着眼,又有组织才干,所以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他是社会活动家,各方面人都能联系,能沟通文化界和职业青年团体,把各方面的民主力量组织起来,尤其是在团结青年方面,作用更加显著。这也说明他的政冶责任心很强,能自觉地发挥他的长处,为民主事业尽心尽力,死而后已。

民盟的那次大会是十月召开的。其后不久,也就是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四十天左右,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镇压民主运动,创造了骇人听闻的昆明一二·一血案,动用军队封锁学校、冲进学校,镇压反内战、呼吁和平民主的群众集会,用手榴弹、刺刀屠杀学生、教师,师生死难四个人,受伤六十余个人。这是抗战胜利后不到半年之内,国民党反动派犯下的严重罪罪行。当时,重庆各界十分震惊、愤慨,认为是国民党好战派蓄谋彻底破坏《双十协定》的阴谋,也是他们发出的要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的信号。重庆各界并没有被昆明血案所吓住,都在想办法要大力支援昆明的民主斗争,既要揭露国民党法西斯血腥暴行,要求惩办凶手和主使人,也要继续扩大掀起反内战的民主斗争。

公朴先生在重庆,此时他心情特别沉重,因为他与昆明的青年和战友们有深厚的战斗情谊,他和他们在昆明是一道为民主而斗争的。他焦思苦虑,深入到重庆各界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征询意见,深入到民盟青年支部和重庆青年群众团体中去和青年们共同研讨如何以实际行动来声援、支持昆明的斗争。他当时是民盟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终于想出了办法,争取了各界的大力支持。民盟多数常委经过研讨也决定出面坚决支持,而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也正是在这时期迅速筹组成立的。十二月九日至十一日,重庆各界决心突破国民党的镇压、封锁和白色恐怖气氛,非常迅速、非常成功地组织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重庆各界追悼昆明一二·一死难师生大会”。

追悼大会在重庆市长安寺内举行,到会有各界人士和群众两三千人,各界又公祭两天,人山人海,轰动了山城。在广大群众中公开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和法西斯暴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心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内战、反暴行、争和平、争民主的浪潮,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惶失措。由于各界迅速行动,并特别机警,会场地点临时互相口头通知,所以在开会当天,已经突击布置好会场时,国民党反动派才知悉,匆匆派来十多名彆官,慌慌张张地看了一下会场,未敢破坏就都溜走了。这次反内战的追悼大会开得挺成功,'公朴先生在组织、联络和疏通意见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各界发起举行追悼大会的通知,就是公朴先生和民盟青年支部的同志在一起研究制定的。

公朴当时虽不在昆明,但他在重庆也是全力投入支援昆明的民主斗争的。公朴愤激之下,写了一副悼念一二一烈士的挽联:

要独裁残杀学生之政府从来没有好结果

反内战代表人民的公意不久一定会成功

他在救国会会员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对国内外政治形势作过一番较详的分析,并在《联合三日刊》上发表了《人民才是原子弹》的文章。特别是他在《知识青年》上发表的《从世界看一二一惨案》一文,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激烈斗争,从世界说到中国。他说:“不论在西方或东方,法西斯的残余力量还不少,法西斯的思想,还潜伏在这个角落、那个角落,还若隐若现的在这儿、那儿冒出来。你看……在一切可以滋生法西斯细菌的土地上,那些法西斯游魂,还会得意扬扬地在舞动着。”接着他就谈到中国,政治上玩了一套还政于“民”,实则是还政于“党”的把戏之后,就在军事上想凭借美军、敌伪军来完成武力统一的迷梦。屠杀人民的人还嫌用美机扫射人民不够彻底,正天天想借几颗原子弹来华北大陆“牛刀小试”一番,而一些无耻的政客们则唯恐天下不乱,大声喊叫“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刻在形成中”,手摇鹅毛扇,装腔作势念念有词地说什么:“战迟则胜少而祸大,战速则胜多而祸小。”其居心险恶是可以概见的。你讲言论自由,他讲打人自由。你讲开会自由,他讲开枪自由。不仅在马路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抓人、打人、杀人,还可以自由地到学校去投手榴弹,打不死还加上几刺刀。这就是巾的真相,也就是一二一惨案所以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地方事件而不与全世界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联系起来也是很危险的。最后他说:“近百年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写照清楚了。反人民的人,用武力压迫人民的人一定为人民自己的力量所推倒。”

我还想起在旧政协召开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行多次大规模的民主集会的斗争。那是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尖锐斗争,是只许政协会议成功,不许政协会议失败的斗争。每天举行“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到会报告当天开会情形,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这些民主活动声势很大,很热烈,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切望政治协商会议开得成功的意愿。对开好政治协商会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协进会是由民主建国会、陪都文化界协进会筹备会和救国会三个团体发起邀集各界代表在一月十一日组织成立的。公朴先生和许多同志都是协进会的理事,轮流主持每天召开的民众大会。公朴和罗叔章、曹孟君等同志又负责组织联络的工作。

我们知道,沧白堂的民主集会,差不多每次都是和国民党特务暴徒的捣乱破坏进行尖锐的斗争,要用较高的“艺术”和努力才能维护每次集会的顺利进行。当时,公朴和主持多次集会的同志一方面坚定地排除特务的捣乱破坏,使会场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要保护政协代表安全,防止暴徒突然袭击,而他们自己则是首当其冲,毫无畏惧地和上百的特务暴徒面对面的斗争,依靠到会群众的斗争支持,一次次地把特务暴徒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使大会不致中断而得以进行。他们维护的不仅仅是会议的正常进行,而同时是维护人民群众斗争换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他们维护的是人民的希望——《双十协定》的执行。

我们知道,旧政协得以召开,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来渝和国民党谈判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向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果实。当时,中国人民确实是对这次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寄予很大期望的,而国民党反动派却采取两面手法,表面上承认协议,实际上阴谋破坏。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发生的“校场口血案”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全面破坏政协协议的一个极可耻的前奏。

校场口是重庆市内的一个广场,为了庆祝旧政协的胜利,重庆各界人士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会,参加会议的工人、店员、学生、职业青年、各界人士很多,重庆市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也都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希望和平团结的大会,也是一次民主力量的检阅。李公朴以很大的热情参加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不愧为卓越的组织家和群众工作者。国民党特务知道这次大会和公朴先生的关系,他们受其主子的派遣,为了破坏旧政协通过的各项协议的实施,妄图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等大会开始以后,就大打出手,制造事端。那些打手们首先就对公朴先生行凶。同时受到殴打的还有郭沫若、李德全等先生。公朴先生伤势最重。特务行凶是以木棍钉上铁钉作武器的,当时他被特务打得血流如注,全场秩序大乱。周副主席闻讯赶来,在现场作了紧急安排。我正在秩序大乱中不知如何是好,周副主席一把把我拉上他的车子,同去医院。公朴先生见到周副主席去看望他,非常激动,连说不要紧的,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他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那时就已给我深深的感动。

公朴先生出院之后,就和民盟的另一位领导人陶行知先生积极筹办社会大学。那是在尖锐斗争时期创办的革命学校,他担任副校长兼教务长。这个学校聘请了不少有名的学者、教授在校讲课,在短期内培养了不少青年,社大多数学生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时就参加了革命。通过社大教学实践,他探索了教育改革的一些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社大同学会所编《社会大学》一书,应该再版,以提供关心教育者参考。

公朴在抗战前是办的国难教育、职业教育等,在抗战时是办的抗战教育,在抗战后是办民主教育。他是一个民众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点是面向群众、面向实际6他的教育内容是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组织教育,人格教育。他的教育方法是强调教、学、做、用合一,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同提高相结合。

在办社会大学的同时,公朴先生继续从事群众工作,特别是青年工作,当时重庆有一个民主青年联谊会的青年组织,全部是职业青年,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公朴先生常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交往,给了他们以亲切的指导和政治的鼓舞。当时联谊会中的许多青年人,后来或者到了解放区,或者在重庆坚持民主运动。其中很多人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这方面,公朴先生也是有一份功绩的。李公朴先生是一个活跃的人,在各界人士民主运动的各项活动中,几乎到处都有他的形踪。

在重庆文化界的活动中,公朴先生也是很活跃的。正像他自许的那样,他属于民主运动,他要为民主运动贡献他的一切。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他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离开重庆的,七月就在昆明被国民党暗杀了,他实现了为民主运动而死的誓愿。他的死在当时唤醒了千千万万名诚实的中国人,帮助人们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公朴先生遇难以后,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夫人张曼筠女士。最近有人把它拣出来送给我看,使我更真切地记忆起当时的情景。下面是这封信的原文:

“曼筠姊:当我听到公朴被刺殒命的消息,我真无法压制我内心的悲痛和愤怒!这是公朴为民主努力的代价吗?这是民主国家应有的德政吗?不!但这也可见公朴有巨大的力量,足以动摇那些反民主的势力,他们才不惜用最卑下、最惨酷的手段,来暗算他,杀害他。其实,他们只能暗害他的身体,无法消灭他的精神。显然的,反而激发了千千万万的,过去还未做到像公朴一样的努力,现在却愿意踏着他的血迹,继续前进了!看那千千万万不相识者的慰问、吊唁信,就可证实。谁都有死,谁都逃不了一个死,难道用‘死,就能吓倒人吗?就能镇压一切吗?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同志被那反民主的恶势力杀害,固然免不了感伤;可是要杀,他们是杀不尽的,战斗的活力反而增长得更快。这是从古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曼筠姊,你相信吗?你是有认识有理智的女子,你要认清公朴的死,固然残酷,可是这也说明他在民主斗争中是最有力量的一个。他是在民主斗争的战场上阵亡的,他的光荣、壮烈的死,是有代价的。他将比他活着更有力量。他是要永远在人们心上活着的!曼筠姊,你是他的妻子,你比任何女子都光荣!你千万不要过于悲痛呵!你要载着他的荣誉、踏着他的血迹,加倍努力前进!才不辜负他。我们一班朋友,也誓死继承他的遗志,永远伴你在一块。

(写于一九七九年秋万山红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