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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江屏办报

发布时间: 2014-09-29 07:15:40   作者:杨耀健

姚江屏是东北人,抗战时期不愿受日军奴役,辗转迁徙到大后方,在重庆《新民报》任记者。1945年参加民盟,投身民主革命运动,19476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他出狱后依然为反独裁、争民主而坚持斗争,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后,他满怀热忱,兢兢业业地从事新闻工作,屡有报道见报。不料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劳动改造。1960年代初才被摘掉帽子,发配到重庆面粉厂做工人,扛面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满天乌云,拂去了长期积压在人们心头上的阴影。姚江屏获得平反,1980年被安排为四届市民盟委员,1984年任五届市民盟常委、市政协副秘书长。19844月《重庆政协报》创刊,他被任命为常务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他内心的痛苦还没有完全褪去,便一下被喜悦所占据。他是个新闻工作者,让他办报就是最大的认同,他心满意足。

 

按分工,姚江屏负责《重庆政协报》的发行、经营。一家没有公开刊号的机关报,通过邮局征订绝无可能,也不能通过报贩沿街叫卖,那是非法的。这种内部出版的报刊,一般多以免费赠送为主。然而,《重庆政协报》的开办费只有5000元,四开版面的半月刊,每期印行10000份,各种费用一年至少需要30000元。如果不发行,顶多只能出版6期就得停办。向兄弟省市政协请教?不成。《重庆政协报》本身就是第一家地方政协报纸,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苎麻搓绳起头难。姚江屏乃旧文人,写文章是里手,搞发行却伤透脑经。他吸烟更多,差不多一支接一支,伴随着猛烈的咳嗽。我去报社编辑部串门,看见他的烟灰盒总是盛满烟头。

不知姚江屏冥思苦想了几天,终于,他拿出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依靠统战系统、对口单位、区县政协、政协委员、民主人士,广泛征订。他那时可谓光杆司令,连《征订通知》都是他亲自起草的。抄写信封,则请文史办临时工李智方、柳荣和帮忙。

发出《征订通知》后,有回应的不再操心,没有回应的,他就不厌其烦打电话,或者干脆上门去游说。他陪着笑脸讲好话,逢人就撒烟,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推销员,爱理不理,让他坐冷板凳。即便如此,他依然锲而不舍。

有一天,姚江屏拎着一捆报纸外出推介。一位大娘好心地问他:“老姚,你的刑期还没有满啊?”搞得他啼笑皆非。

一份《重庆政协报》定价5毛钱,说起来并不贵,但那时经济还未高速发展,各机关经费少,订什么报刊甚至要请示一把手。尽管如此,统战系统和区县政协都大力支持,多多少少都要订几份。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也踊跃订报,当作自己的义务。零售依靠市政协文史书店,文史书店有时还委托其它书报摊代售。知道是政协办的报纸,政治上没有问题,执法人员高抬贵手,睁只眼闭只眼。

寻求企业赞助则比较吃力。

有位实力雄厚的企业老总,经济指标盯得紧,对企业文化建设却不上心,声称职工不热衷读书报。姚江屏预期他老兄至少可订10份报,两次都无功而返,第三次又去,耐心告诉对方,政协媒体是个大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广交朋友,很有好处。快到吃中饭的时候,那位老总好不容易放下电话,给姚江屏续茶水,然后慢吞吞地说:“要说也是,学习要抓,政协报也真该订阅几份了。”他叫来秘书,吩咐预订20份。姚江屏喜出望外,连午饭也不吃,拔脚就走,生怕对方变卦。

这位企业老总后来成了政协委员,也成为热心的读者,还在政协报打广告。

为了增加发行量,姚江屏甚至不惜自费订阅了多份报纸,分送给亲友。

 

发行问题有了着落,人手问题又突显出来。《重庆政协报》编委会成员说起来有十多位,但不是领导,就是老人,下面得有人手办事跑路才行。然而,报社没有正式编制,年轻人不愿来端泥饭碗,只能考虑聘用离退休人员。

经老报人王抡楦提议,由姚江屏出面,聘请原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王国华担任文字编辑,原杭州美专校高材生黄山村担任美术编辑,长航退休职工袁百顺担任内勤。同时,通过组织关系,调江北区政府干部李厚存担任编辑部主任,报社这才初具规模。

对于每期报纸的内容,姚江屏要拿主意。中央的精神、市里的中心工作、区县政协的报道、社会的热点难点、政协委员的呼声,都不可或缺。他主持编前会议,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做决定。好在政通人和,市政协领导信任他,放手让他作主,他也颇觉胜任愉快。

姚江屏强调记者要“跑新闻”,也就是要去现场采访。他曾对我说,旧社会的记者,每天一早就去坐茶馆,如有茶客提到新闻线索,立马就要寻踪而去,争取抢先报道。他反感现在的某些记者,一来就索要现成材料,抄抄改改完事大吉。他说,这样写出来的新闻稿没有自己的切身感知,角度和观点也不一定准确。后来政协报陆续调入年轻记者,他都要求他们外出采访,不准他们闭门造车。

姚江屏强调记者要敢于揭露矛盾,抨击丑恶现象。他说,现在虽说是新中国了,社会仍然需要进步,弊病仍然需要清除,仍然需要斗士去奔走。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下,记者们尚且本着良知有闻必录,有感而发。今天,我们是新政协的媒体记者,更应为人民群众的利益鼓与呼。

一次报社开会,我无意中闯进去,听见姚江屏正在发言,他勉励年轻人说:“要争气。要用行动证明,我们这些人是可以信赖的。政协人也可以办出好报纸。”

熟悉他的同志都说他想得远,说得多,管得宽。说得多,难免说得不对;管得宽,难免管得不妥,但这是很可贵的品质。他外出调查,许多人有事都愿意找他谈。

一版的稿件,姚江屏总是亲自审读。我去报社投稿,看见他把近视眼镜推到额头上,一只手捧着稿件,一只手握着红铅笔或香烟,目不转睛,全神贯注。有时,长长的烟灰忘记掸掉,将他的化纤衬衣烫得斑斑点点。这种时候,他不与任何人交谈,注意力全在稿子上。他的这个形象,定格在我难忘的记忆中。

《重庆政协报》召开第一次通联会,市政协领导在会上表扬了姚江屏。谁知轮到姚江屏发言时,他却嚅嗫着说不出话来,满面通红,好像这两年他做了一件对不住人的事情似的。后来他诚恳地说:“报纸能办起来,全靠领导支持,全靠同志们的努力工作。不是我。我只能敲敲边鼓。”

 

其实,在私下里,姚江屏谈笑风生,宏论不断。他信口道来的轶闻掌故,社会见闻,常令人忍俊不禁。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面粉厂造反派批判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到处放毒”,他却为此感到自豪。他说,人长嘴巴就是要说话,否则老天爷就不会赐予我们这个器官。

姚江屏有人情味,有人缘。

一天,重庆出版社政治经济编辑室主任何鸿钧来到政协,找姚江屏聊天。我在报社编辑部小坐,听到他们的交谈。原来,他们被错划“右派”后,一道在峨边劳改,属于难友。何鸿钧回忆说,那时经济匮乏,一个月每人只有几盒烟,“老烟枪”姚江屏却将自己的半盒烟送给他,真是雪中送炭。面对不公平的遭遇,何鸿钧需要人生正确的路标,更需要人情温暖的热流。姚江屏此举,使他感受到久违的友情,鼓舞了他求生的欲望。他对姚江屏说:“我这辈子都欠你一份情,还不清。”

姚江屏却笑着说:“鸿钧兄言重了。小事情,小事情,不足挂齿。”

何鸿钧还说,在劳改的逆境中,姚江屏依然笔耕不已,是难友中的勤奋者。那时不少人精神上都垮掉了,姚江屏依然时常写写画画,不忘根本。

姚江屏回答说,杜诗云:“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他那时就相信,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所以不能荒废学习,打点基础。

这番对话,使我对姚江屏肃然起敬。

书院巷、铁板巷有一些小摊贩,姚江屏常去买烟买酒,要不就买一双鞋垫。我不解地问他,大商店里啥都有,为何去买地摊货。他认真地说:“这些人靠小摊子养活全家,不容易,要多照顾他们的生意。举手之劳,何乐不为。”

民盟老同志、老记者、老编辑,也不时上门来,与姚江屏晤谈。他好客,乍见面就亲亲热热,张罗茶水,散发自费的香烟,好像那东西不花钱。他们互相补充了精神的干粮,又义无反顾地继续攀登,总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姚江屏严于律己,他的子女长期受牵连,境况都不好。他是市政协的副秘书长,只要张口,有可能调动个把子女的工作。但他却闭口不提。

 

那时姚江屏只有60多岁,新来的记者卢仁玢却称他为“姚老人家”。久而久之,大家都这样叫,出自于真心的尊重。

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政协报编辑部,倾注了姚江屏对人民政协的忠诚,对《重庆政协报》的热爱。那时政协机关位于闹市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可是姚江屏只有在油盐断顿,或是家中的牙膏管再也挤不动的时候,才去光临一下商店。除了参加办公会,他就坐在编辑部里,琢磨报社的事情。老伴王珂琳有时来找他,开玩笑说:“江屏,你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万事不操心啊。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姚江屏则低声下气地回答:“全靠你。全靠你。”然后乖乖跟着夫人走。

随着水涨船高,报社的处境一年比一年好,经费增加,通讯员遍布民主党派和区县政协。报社每个人都有一摊既属于社会,也属于自己的事业,集体的前面,又共同有着一个美好的前景。

姚江屏背着夫人偷偷喝了二两酒,浑身舒坦,悠悠然哼起喜爱的京剧唱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之人。”(作者系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