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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恩师司徒亮教授

发布时间: 2015-04-09 07:31:40  

 题记:司徒亮教授是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上世纪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作为医疗技术骨干支援当时非常落后的重庆,参与创建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重庆妇产科医学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曾担任民盟市委副主委。本文是他的学生,现在也是全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卞度宏教授为缅怀恩师而作。

 

 

    最早接触司徒亮老师是在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简称“上一医”)四年级上妇产科大课时,那时学校前期基础和后期临床专业课教师都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师级人物,虽然不同老师的讲课风格各异,但都能吸引同学的注意力,课堂效率极高。司徒医生个子不高,头大顶秃,衣着随意,外表严肃,虽然不苟言笑,但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司徒医生讲课平铺直叙,语不惊人,但简单明了,逻辑性强,直奔主题,一堂课下来,印象极为深刻。之后我在红会华山医院见习和实习时,司徒医生是妇产科主任,聆听他的查房,分析精辟,萌发了我对妇产科的兴趣。 

    解放初期,国家鼓励妇女生育,那时经产妇极多,产后大流血颇为常见,因产后流血死亡者屡屡发生。我还记得在红会医院实习时,一位第6胎产妇大流血不止,血压急剧下降,各种止血措施无效,在紧急情况下,司徒医生赶到,神情凝重,不多言语,立马戴好手套,穿好手术衣,用长纱条塞入产妇子宫止血,操作熟练利索,塞完后流血迅速停止,产妇转危为安。我们几位实习医生在旁观看,无不啧啧称奇,对司徒医生的技术操作赞叹不已,也增强了我对做妇产科医生的向往和信心。 

    上一医毕业时,我们全班同学55名,42名均分配至全国各地医学院作前期教师,仅13名为后期临床医师,其中妇产科7名,没有内、外科的分配名额。我为自己有幸留校并分配至妇产科而窃喜。那时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红会华山医院妇产科合并至上一医妇产科医院,司徒医生调任该院副院长兼妇产科教研室主任,我又再度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至今还对当时在妇产科医院的一次误诊记忆犹新。那时我是妇科病房的低年住院医师,经门诊收入一位诊断为子宫颈口脱出的粘膜下肌瘤患者。患者入院后我和上级医生都同意门诊医生意见,因认为该手术简单,由我独立操作,但手术时费尽周折也找不到粘膜下肌瘤的蒂在何处,手术无从着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请来司徒医生和其他上级医师会诊,最后,才确诊为罕见的子宫内翻,只好改在全身麻醉下由高年医师行剖腹手术,将子宫切开,作内翻复位术。虽然术后效果很好,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事后对这个罕见病例全院大查房时,正如王淑贞院长和司徒院长所指出的,门诊医生太忙,看病时间匆促,偶尔诊断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收入病房后,完全有充足的时间详细询问病史和检查,有疑问的时候,还可以逐级请教上级医生。若不开动脑筋,人云亦云,盲目相信门诊医生的诊断,随意将病人推上手术台,严格说来,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有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后果。通过此次大查房,我也逐渐养成了在医疗工作中独立思考、绝不盲从的好习惯,从而在以后的医疗工作中减少和避免了许多误诊和误治。

1956年,为了三线建设,中央要求上海一医分流1/3的医疗骨干人员支援内地,创建重庆医学院。当时不成文规定,各级领导和骨干中正手留上海,副手支援重庆,司徒副院长顺理成章地成为来重庆的妇产科领军人物。支援重庆的妇产科人员也由他来定夺。那时我刚结婚不到一年,妻子开刀后仍在休息。司徒院长约我单独谈话,他很恳切地说:“内地医疗水平较沿海落后很多,为了祖国的建设,支援内地正是你们年青人发挥力量的大好时机。”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表态,愿意服从组织安排。谈话后不到一月,我们首批支援重庆的医护人员就乘船溯江而上。抵达重庆后,仅短短的二十余天,就借重医儿科医院部分院址开设了内、外、妇、五官、皮肤科。一年后,重医一院新建的医疗大楼落成,司徒院长也从上海来到重庆,任重医一院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那时重庆山区贫穷落后,农村妇女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只有听天由命,能逃过死亡就是万幸了。记得当时经常有长期腹痛、腹部膨隆近足月妊娠大小的年轻妇女前来就医,这是在上海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最初大家不知诊断从何着手,查房时司徒医生亲自详细询问病史,了解患者有停经、流血和腹痛史后判断是慢性宫外孕,经蟾蜍试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阳性确诊后,随即手术清除腹腔内大量陈旧性积血并切除原发病灶后,患者迅速治愈。司徒医生曾有一句名言:“宫外孕的诊断主要靠病史,体征是千变万化不足为据的。”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语,使大家茅塞顿开,找到了诊断的关键,从而避免了不少误诊,也救治了不少这类病人。

他对待科内同志,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作为院领导,他处事公道,是非分明,因而受到群众拥护。他还有一个很难得的优点,就是从不背后批评和非议人,有时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下级医生,对某些人有意见,当他的面发牢骚,他也从不发言附和,最多是颔首微笑,这可能也就是所谓认同吧!所以我们背后都称他是一位难得的圣人君子,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他的这种优良品德也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文革初期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他的人,实际上都是以往与他过从甚密的同事和学生。文革复职后,他对这些人竟毫无芥蒂,不计前嫌,甚至他们有困难的时候,还积极协助解决。

司徒医生对女儿要求甚严。独生女儿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后返城工作,工作中积极努力,并有文章发表,得到指导老师认可。但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她选择了出国勤工俭学,在美国影像大学学习四年,毕业后留美国医院工作直至退休。工作期间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得到医院领导、同事和病员的好评,也曾被医院评为先进个人,上了当地报纸,为中国人增了光。这些成就都是由于父亲严格要求和言教身教的结果。女儿与父母感情深厚,父母重病期间,多次返国探亲,司徒医生临终前,女儿又不辞劳苦,匆忙赶回告别,并亲自为其办理一切丧葬事宜。

1986年司徒医生因误诊行剖胸手术后,并发吸入性肺炎,呼吸数度停止,全身各主要器官衰竭,经多次积极抢救后最终脱险。但仍长期依赖气管切开维持生命。病危期间,当时的重医大校长吴味辛、重医一院院长王福荣均高度重视,亲自督促,并指派一位副院长全权负责抢救事宜。当时全院动员,各科室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不分昼夜随叫随到,全力以赴,有时24小时内直接参与抢救的医护和后勤人员多达50余人,创下我院开院以来的最高纪录。大家都说,司徒院长德高望重,人缘好,因而受到大家的爱戴,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抢救成功也与司徒院长自身和疾病作顽强斗争的坚强意志是分不开的。之后十多年,司徒医生虽然行动受限,但头脑清楚,语言和听、视力尚可,在家仍每天阅读报刊杂志,关心国家大事,并不时向我们了解科室发展情况。2002年,他终因年迈体衰,反复肺炎导致呼吸衰竭而辞世,享年91岁。

最后,还应该提到有关邓颖超大姐接见司徒医生等教授的一件轶事。1965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妇产科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前,邓大姐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包括司徒亮院长在内的6位全国医学院校的妇产科专家。会见时,邓大姐谈到她本人在解放初期亲身经历的难以承受的更年期症状和当时不能参与正常工作的内心烦恼,还当场拿出她撰写的一篇呼吁医学界重视妇女更年期的文章,征求在座专家的意见。文中除殷切期望妇产科大夫应尽可能设法缓解和治疗妇女更年期相关症状外,还希望男同志们在其妻子进入更年期时,应特别关心、帮助和体谅她们,和谐相处,使其平稳地度过这道难关。邓大姐谈话后不久,周总理也从广州飞回北京,大家一道用餐,席间周总理了解到司徒医生原籍广东,饭后邓大姐特别拿出一盒广东特产的葵花梗牙签送与司徒医生留为纪念。司徒医生一直将其保存未用。之后30余年,司徒医生在病重期间,特别郑重地将这盒葵花梗牙签转赠给我并转达邓大姐当时对妇产科医生的期望。虽然时至今日,科学发达,社会进步,妇产科医生已完全有能力用激素控制和治愈妇女更年期症状。但因目前我国经济仍不够发达,许多妇女知识水平低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更年期症状,更不了解相关症状是可以控制的,犹有甚者,还有些妇女愚昧地认为激素有致癌作用而拒绝合理用药,这就需要我们妇产科医生做好宣传教育,帮助和指导有更年期症状的妇女愉快地度过更年期,以实现邓大姐对我们妇产科医生的期望。12年后的今天,我也仍将牙签珍藏在家中,虽然现在他们都已驾鹤西去,但睹物思人,往事历历在目。我誓将永远不辜负司徒医生对我40余年的精心培养和谆谆教诲,为我国妇女卫生事业继续奋斗终生!